在去年已经倒闭了6880家企业的基础上，今年以来，日本企业的破产数量还在快速增加。据民间企业信誉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发布的一项最新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的破产倒闭数量达到了4042家，同比提升32%，而且还是3年来同期首次超过4000家。如此众多的企业破产肯定与企业经营不善等内部问题直接相关，但更多的恐怕是政策运行环境、行业发展环境以及外部竞争环境的集合变化与综合压力所致。
　　首先是通胀压力。今年以来，日本持续两年的上涨物价逐月回落，但核心CPI（消费者物价指数）至今年5月出现了连续第21个月的增长，且创出40年来新高。对此，日本央行给出的结论是由外部变量与日元贬值引起，即一方面，全球大宗商品以及粮食资源价格出现大幅攀升，另一方面美联储连续强力加息在带动美元升值的同时压制日元，两方面力量的联袂共振导致日本进口商品的价格加速上行，最后传导到国内CPI之上。
　　根据日本自然资源和能源署披露的数据，日本的能源自给率仅为13.4%，原油、天然气的自给率更是低至0.3%和3.2%，同时农产品自给率不足40%，如此之高的能源与粮食对外依存度，不得不令日本在本轮全球大宗商品大涨面前承受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与此同时，强势美元对日元形成覆压，高昂的进口能源价格消耗了日本大量的贸易顺差，反过来使得本已疲弱不堪的日元进一步失去实体经济的支撑，而不断贬值的日元又会进一步抬高进口产品价格。正因如此，建筑业与服务业成为了日本倒闭最为严重的两大行业，合计倒闭数量达到893，同比分别增长37%和25%，倒闭企业占全部破产企业数量的41.5%。
　　第二是工资成本高。鉴于持续的通缩压力以及现实通胀主要由外部因素引起而不是内需消费所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内阁提出的“新资本主义”主张增加国民的可支配收入以拉动消费，并明确表示将敦促企业提高工资，而且加薪幅度需超过通胀率。对此，日本央行提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和3%的名义工资上涨目标，即将实质工资1%上涨作为理想状态。数据显示，继2022年财年创出2.27%这一31年来的最大薪资涨幅之后，今年日本企业员工的工资将续升3.69%。
　　除来自政府的政策规制与引导压力外，日本企业涨薪的更大推力则来源于供求失衡的劳动力市场。承继多年来劳动者数量的下降趋势，去年日本劳动力人口6902万人，同比减少5万人，而且目前日本就业市场中卖方市场完全占主导，空缺职位与求职者的比率为1.32。因此，虽然今年日本毕业大学生的就业率达到97.3%，但同时工资要价也高出了不少。据《日本经济新闻》对招聘计划的调查，今年入职的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同比增长了2.2%，是过去12年来的最高涨幅。从目前看，已经加薪的企业都是三井住友银行、三菱商事等大型企业，而众多的中小企业完全跟不上涨薪节奏，但如果薪资上涨幅度过小，不仅招不到所需的员工，还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压力。无奈之下，许多中小企业只能硬着头皮加薪，劳动力成本因此显著增加，像餐饮业就成为了倒闭破产的“重灾区”，全行业上半年倒闭企业数量为424，同比增加79%，创历史新高。
　　第三是债务难以清偿。按照日本官方的标准，上半年破产的企业负债额均超过了1000万日元，参考去年全年的数据，4042家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至少达到了1.37万亿日元。资不抵债申请破产虽属于正常现象，但破产企业阵营中基本上都是日本中小企业，这类企业熬过了新冠疫情的艰难时期，如今却倒在了难以偿付的债务面前。
　　为帮助企业度过新冠非常时期，日本政府期间开发出了面向企业提供无息无担保的“零零贷”，最终成交贷款额度超过了42万亿日元。新的融资工具如同及时雨，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难题，同时大大减少了企业破产的发生，但从2022年开始，企业进入了本金归还期，特别是今年4月后还贷企业数量剧增。理论上说，企业获得了贷款资助也就有了喘息甚至提振的机会，但偏偏不期而遇的上游能源与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无情侵蚀着企业的盈利，不少企业的资金链因此断裂，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也愈演愈烈。按照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数据，今年上半年约八成的日本企业面临还款困难的问题，同时约有一成的企业根本没有归还能力。难以承重之下，企业只能选择破产清算。
　　第四是市场竞争压力。无论是汽车还是家用电器抑或是半导体设备，日本企业的产品曾在国际市场上展示出了强大的竞争力，但近年来在与欧美产品，特别是与中国和韩国产品的角逐中失去了不少光泽。除了国际半导体市场日本占有份额从高峰时期的50%收缩至目前不到10%之外，日本家电产品在亚洲市场更是完全丢失了霸主地位。作为日本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在强手面前更是显露疲态，这些都是日本企业出口竞争力式微的缩影。
　　以市值计，20年前在全球12大汽车公司榜单上，有6家日本企业上榜，且前4名中日本企业占了3家，同时丰田汽车高居榜首，但如今，同样全球市值最大的12家汽车公司中，只有丰田和本田两家日本企业，且丰田早已丧失自己的王者地位。再看对外销量，去年日本汽车还坐在全球出口第一的位置，今年第一季度就被中国出口企业取而代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累计出口汽车234万辆，同比大增77.1%，同期韩国汽车出口额飙升近50%，创历史新高，相比之下，日本出口汽车192万辆，同比仅增13.6%。
　　按照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产业关联分析报告，汽车制造业对整体经济的波及指数约为2.7，即每单位的汽车制造业需求能够带来整体经济2.7个单位的附加需求。因此，汽车行业成为对日本经济影响最大、波及效果最广的产业。当这一最强产业阵容受到竞争抑制与冲击时，相应的收缩风险就会传递到系列配套企业身上，并引起不少企业的财务困难与惨淡出局，且同样的结果也会在半导体、家电等其他产业链上呈现出来。
　　第五是政策负反馈。为抵抗通缩与提振经济，日本央行不仅推出了负利率，而且采取了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公司债以及股票市场ETF和房地产基金的QE（量化宽松）与QQE（量化质化宽松），同时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在压低国债利率的基础上，YCC的目的就是以长期国债收益率拉低短期利率，同时带动企业债等各种商业债券利率的走低。负利率与YCC确保了企业实现低成本融资，而QE与QQE则敞开收购口袋，使作为债券发行方的企业实现顺畅融资。
　　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确为市场注入了丰沛的流动性，满足了企业资金周转与资本流动的需求，但负利率等于就是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增量信贷，同时YCC还可确保企业在资本市场非常廉价和毫无障碍地“圈钱”，这样企业不需要在管理经营以及产品升级迭代与质量提升等方面作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十分惬意地生存下去，可久而久之，企业失去创新欲望与内生动能，各行业商业主体鱼目混杂，该破产的企业不愿破产，“僵尸企业”苟延残喘，市场优胜劣汰功能受到抑制，资源发生错配，日本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步伐由此放慢，企业整体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下降，特别是在输入性通胀对企业利润构成残酷挤压以及全球企业竞争格局重新洗牌的全新背景下，许多日本企业习惯性的“躺赢”方式难以为继，最终企业破产便以密集方式爆发出来。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